公共服务的缺乏,社会托管服务的欠缺,托育机构价格的高昂,对于很多夫妇来说是让他们犹豫不决的其中原因之一。  宝爸宝妈们对于婴幼儿照护和早期教育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城市家庭的父母普遍重视孩子的早教问题,更多比例的家长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多的城市父母愿意花重金把孩子放到各种早教机构中去,以求得先机。  最近笔者走了几家深圳市高端托育机构发现,很多托育机构在教育和课程设置方面有所差异,但是这些托育机构有一点是相似的,就常强调国际化,走高端线。高端,用普通消费者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消费非常贵。  以深圳一家国际日托机构为例,1.5到4岁孩子2016年学费为10万元/年,今年刚公布的新的价格标准则显示,2018年起学费为13万元/年,这些费用还不包括餐费(餐费需要按去日托的另行计算)。而1.5岁以下的婴幼儿学费更高,一年的学费基本在14万元左右。一些定位商圈的日托机构有的甚至一年学费需要交16万元左右。  对于这样的价格,一些已经享受到高端托育服务的妈妈认为物有所值。在深圳工作的李洪,任职于国内一家知名的外企,她和她老公的工作都很忙,孩子在不到2岁的时候,她把孩子送到了一家日托机构。对于高薪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们认为孩子在托育机构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有全英文的学习,有更专业的教保老师,不同于保姆的照顾,老师更懂得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目前,国内托育的整体价格都比较高,照顾0-3岁的小朋友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的价格这位高薪妈妈觉得可以接受。  不过,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而言,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一年10万元的费用也意味着较大的经济负担。晓玲有一个3岁的女儿,但是她宁愿做全职妈妈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日托机构,价格太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非常认可托育机构的教育和服务,但是这样的价格我们实在承受不起,按照这样的收费标准,上班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孩子的学费高。”晓玲感慨道。  目前国内的托育机构更多的是民营,利润并不高,收费高更多的原因在于成本高。首先是托育机构场地的费用,托育中心教师的工资要比正常幼儿园教师的工资要高,托育中心的师生比是1:5。所以更多的高端托育机构把市场定位为年轻的、任弼时的子女具有先进教育的,收入至少在中等以上的家庭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这些托管就在小区居民楼里面。这些托管的机构没有营业执照,在卫生保健方面,八成以上的幼托机构没有设立保健室,大部分托育机构的日常卫生消毒是流于形式存在的。在膳食方面,部分托育机构存在不会进行科学的食谱设计、食品等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教育方面来说,对于0-3岁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根本没有了解,不懂得如何用适当的方法来使得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针对的问题,笔者认为托育的核心是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是普惠。对于那些对于生育摇摆不定的适龄群体,或者是因为托育价格高昂,望而却步的妈妈们。亟需出台解决托育机构缺乏等问题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一方面,要整合各方力量,构建起婴幼儿早期托养指导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托幼机构管理,确保婴幼儿健康成长。  在托育机构中,关系是核心,也是关键。教师与0-3岁的婴幼儿、在同一空间内共同参与教育活动,这是一种相互信任、彼此依附的关系。托育中心最需要的就是优秀的教保老师。托育机构的教师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0-3岁婴幼儿发展的了解要全面、、细致。托育人员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熟悉0-3岁婴幼儿生理、心理发展、婴幼儿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的内容。  以托育中心的观察活动为例,0-3岁的儿童正处于感官发展的时期,年龄较小的0-8个月的婴儿,教保人员要把婴儿放在婴儿床上,把婴儿推到户外晒太阳,观察各种植物。眼前满眼的鲜花、叶子、果实切实是一种鲜活的刺激,吸引了婴儿的目光,丰富了婴儿的触觉、嗅觉。年龄较大一点的学步儿,用小手、鼻子、眼睛感受自然的美好。教师可以让婴幼儿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慢慢减少对于婴儿的一种支持,把交给婴儿。  杜威曾说,你想要改变一个人,你就去改变这个人的。对于婴幼儿也是一样的,是婴幼儿的第三位教师。0-8个月的婴儿,包括吃饭、睡觉、探索为主。对于年龄较小的婴儿来说,保育活动的比例要大于教育活动的比例,这是由于婴儿特殊的生理特征所决定。保育活动旨在满足婴儿的生理需求,包括给婴儿喂饭、照顾婴儿睡觉、给婴儿换尿布和衣服。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来说,教师要设置适合不同婴儿的和活动。对于年龄小的婴儿来说,教保老师要负责婴幼儿的饮食和换洗。同时也要不断地跟婴儿对话和交流,当婴儿有点困的时候,教保员给他们身上包一个毯子,然后将他们放在婴儿床上,让他们自然入睡。当婴儿发出声音的时候,附近的一位教保员会看看他,如果手里还有其他事情就直接用语言回应,当婴儿还在喊,或者开始哭的时候,教保员才快步走过去,抱起婴儿,看看他有什么需求。年龄大一点的婴幼儿,教保人员除了要做好保育之外,还要设置更多适合这个年龄段孩子发展的活动,比如如何激发孩子对事物的探索,发展孩子的感官能力等等。  早期教育的重心在家庭,托育机构除了要服务好婴儿以外,也需要给家长提供更专业的指导。托育中心应该提供亲子馆,为社区家长提供亲子互动的场地服务。此外,托育中心应该提供一些公共的托育服务,每个月在社区举办免费,邀请育儿专家给社区家长提供0~3
岁育儿,包括如何做新手家长,如何做新手祖父母,婴幼儿分月龄阶段的养育策略,家庭的设计与规划,副食品的调制与营养,婴幼儿亲子共读等,加强讯息分享和育儿知识普及。  “如何对待孩子”成为判别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儿童的健全发展关乎社会发展和国家兴盛,尤其在婴幼儿阶段,其健康、全面发展的程度影响了后续人生发展的可能性。  最近上海市已经发布了幼儿托育规范的政策,未来笔者相信会有更多省市建立托育服务体系.托育不是仅仅服务于高端消费群体的,它应该是普惠的,希望让最柔软年龄的每一个孩子,幼有所育,这是我作为教育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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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落地,许多家庭选择养育两个孩子,育幼的压力随之增加,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也快速上升。但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目前能提供系统照护服务的机构数量不足,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明显短板。应当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近年来,0-3岁幼儿“无处可托”成为社会焦点,而我国托幼服务还在发展中,但国际上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已有先行者,在托幼服务领域较发达的国家,比如法国、瑞典、日本是如何为托幼撑起一片天?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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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法国鼓励企业办托儿所,将获得免税优惠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专题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抽样调查、《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由于法国早已普及了3岁以上学前教育,所以在照看问题上只能涉及3岁以下幼儿。据OECD的数据显示,法国3岁以下幼儿照看中心、专业人士照看比例达到52%,处于国际领先行列中。为了平衡父母的工作家庭矛盾,法国政府于2004年开始实施“托儿所计划”,增设托位2万,并规定举办0~3岁托儿所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优惠政策。

社会育儿服务需求大

据悉,法国2001~2012年3岁以下幼儿入学比例由35%下降到11%,法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继续发展面向0-3岁幼儿的托育公共服务,并提出将0~3岁幼儿入园率目标为30%。同时政府还宣布从2015年-2017年增加幼儿照看位27.5万,其中10万个用于托儿所,10万个用于母职助理雇佣,7.5万个用于扩大幼儿学校0~3幼儿名额。除此之外,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每年投入大约0.5亿欧元在家庭政策上,在增强公共托幼服务上,法国政府同时也注重父亲的育儿参与,并强烈推进父亲育儿休假制度,以利益母亲产后回归工作和保证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及妇女就业权益。对于职业女性而言,请假生孩子或抚养孩子往往会对职业生涯造成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权益,将会促使女性推迟生育。

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亟须补上

监管体制健全,瑞典3岁以下入托率可达47%

“2015年5月我生老大时,父母从老家来北京帮忙,没感觉带孩子有多难。2016年12月生了二宝以后,全家都觉得同时带俩娃力不从心。”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晶说。

据悉,瑞典托幼公共服务的最大特色在于学前教育立法、托幼一体化管理及管理监督体制的健全完善。同时,托育服务可占教育经费的1/3,根据OECD数据显示,2014年3岁以下的入托比例达47%。在瑞典,幼儿可从1岁起可享受学前教育,3岁以上可享受每年525小时的免费教育。同时幼儿照看与教育机构以公立学前机构为主,兼有家庭日托所等其他形式,机构全年开放,每天开放时间灵活并可根据家长工作时间进行调整,体现出托幼为家长服务、为妇女就业和妇女发展服务的定位。因为有政府资助,儿童相关的各类家庭福利补贴也减轻了育儿负担,因而幼儿照看与教育学费低廉。

上班的父母照顾婴幼儿的时间普遍有限。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同时,各省份的生育奖励假从30天至3个月不等。“现实中,很多职业女性会为了事业发展主动放弃部分产假,尽快回到职场打拼,我有一位同事生完二胎一个多月就回来上班了。”李晶说。另外,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里,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少,李晶说:“我和孩子爸爸工作都比较忙,他出差更多,指望不上他带娃。”

日本:巨额补贴托育家庭与企业

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母亲上班后,剩下两年多的时间里,小孩谁来带是个难题。“社会育儿服务已成为家庭的一项基本需要。由于机构育幼服务供给不足,沉重的育儿照护重任影响着女性的职业发展,隔代养育则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巨大的付出为代价。”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说。

近年来,日本为解决少子化、人口形势严峻等问题,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方面表示,2019年日本新生儿人数不足90万已成定局,将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新低。目前,日本政府正通过改革幼儿日托服务、鼓励员工休产假和陪产假等举措,以扭转人口下降。

为了带好娃,李晶在家里组建了一支带娃小分队——她的父母和育儿嫂,但问题也不少。“我总觉得挺亏欠父母的,两位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为了我舍弃自己的自在生活。有时我听到他们和老家朋友们电话聊天,能感觉到他们很累。毕竟都上了年纪,带娃很辛苦。”李晶说。

在改革幼儿日托服务上,2015年4月,在《育儿支援法》《认定儿童园法修正案》与《育儿支援法以及认定儿童园修正法实施相关完善法律》等3个法案基础上,日本出台了《育儿支援新制度》,该制度旨在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及父母双方的就业情况提供灵活、多样、可及的托育服务。同时,2019年10月1日起,日本已正式实施幼儿教育免费,而在入托费用方面,为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托儿所根据家庭的收入高低实行差额收费。在政策中提到3~5岁幼儿全部免费上幼儿园,全国新增32万个幼儿园入学名额,此外免缴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中的0~2岁婴幼儿可免费上托儿所。

照护孩子,老人累,育儿嫂贵,还不一定能满足家庭的照护需求。记者从中介机构了解到,北京育儿嫂每月工资依据学历和工作经验从5000元到15000元不等。大部分育儿嫂的学历是高中,经中介公司短期培训后就上岗。学历较高、有一定育儿工作经验的高端育儿嫂工资通常要1万元以上。李晶说:“0—3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期,我希望孩子在这个时期能得到更有质量的照顾。大部分育儿嫂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能力达不到我的期望。”

推进新制度具体表现在,政府将消费税增税后的其中7000亿日元用以支持推进新制度。

因此,李晶希望寻找一些专业的托育服务机构,让孩子得到系统化的专业照护。但经过了解后发现,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婴幼儿照护机构无证、无照、无资质,优劣难以分辨。

1、增设幼儿园的托育服务。日本幼儿园是根据《学校教育法》面向3~5岁儿童设立的机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幼儿进入小学前的教育,并没有托育功能。新制度提出部分幼儿园可以根据家庭的实际需要,增加放学后、周末及假期的托育服务,发挥幼儿园在保育方面的补充功能。

高小玫认为,育幼问题关系国家的未来。具备明显外部性和公共属性的育幼服务迫切需要政策扶持。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亟须补上。

2、普及“认定儿童园”,对于原来不合理的条款包括准入和监管都进行了大幅调整。

开办托育机构不容易

3、鼓励建设贴近工作、生活圈,面向0~2岁婴幼儿,且幼儿人数少于20人的“地域型保育机构”。“地域型保育机构”一般有4种类型:家庭型保育、小规模保育、企业内保育和家庭访问型保育。可以说,新制度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供给,较之以往,不仅增加了托育机会,且实现了多样化。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对选址标准等硬件条件制定更合理的标准

4、
政府鼓励兴办托育机构,提供政府补贴;为了满足企业职工的儿童托育需求和减轻保育机构不足的压力,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兴办托育机构,即企业出资举办儿童保育事业,政府给与财政补贴,保证工作和育儿两不误。对于企业型保育所政府补贴,例如在东京特别区一个容量为20
名适龄儿童的企业型保育所,在一周保育时间小于7
天,保育时间1天为11小时的情况下,婴儿5 人合计补贴75144日元、1 岁儿5
人补贴为50280日元等,具体企业型保育所获得政策补贴如下:

“找不到靠谱的托育机构,我就自己办了一个!”北京乐美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园长范扬说,2017年自己开办幼儿日托中心的初衷非常简单:“当时儿子半岁,我一直找不到收3岁以下婴幼儿的专业日托。我读研究生期间学过教育学,一直想在教育领域做点什么,办婴幼儿日托一方面为儿子考虑,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机遇。”但开园以来,范扬却经历了不少困难。

据厚生劳动省2019年4月数据显示,“待机儿童”降至16772人,较上年减少3123人。对于政府鼓励同一社区的日托机构在周六轮流开放,以减轻服务行业职工家庭的负担。但2018年内阁府研究显示,每周六开放的私人日托中心整体利用率仅为30%。从中可以看到,日本通过一系列育儿改革解决“入托难”问题,但未来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国家层面对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的建设没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市场上的机构往往良莠不齐。2017年3月,范扬去办理营业执照时,经营范围都没有婴幼儿托育这一项,最后只好以教育科技公司的名义注册。

同为亚洲国家,我国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婴幼儿数量逐渐增多。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达5000万人,可以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市场巨大。但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不足10%,目前,业内还存在着师资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有专家认为,整个行业还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缺口。对于如何缓和了托育的供需矛盾,发达国家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没有行业标准,就自己摸索。范扬参照《幼儿园管理条例》做了起来。“我让员工到慈铭等专业体检机构体检,聘请的教师不仅要看有没有相关资格认可、保障专业水平,还在试用期考察他们是否真的爱孩子,确保温馨有爱的氛围。”

*来源参考资料《人口与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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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幼教观察”。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在北京乐美贝婴幼儿日托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看护孩子。人民视觉

开园后,乐美贝婴幼儿日托中心接收的最小的孩子只有6个月。“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照护0—3岁的婴幼儿与3—6岁的孩子非常不一样,1岁3个月以下的孩子必须有专人一对一照护,1岁3个月到2岁3个月可以一对二或者一对三,2岁3个月以上可以一对四。而在幼儿园,一位老师可以照护十几个3岁以上小朋友。”范扬说,“照护3岁以下的孩子,老师要付出更多的心思、体力,既要专业,又要耐心。”

2018年4月,上海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被称为“1+2”文件。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出要“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某城市要求托育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360平方米,光这一项就会将很多社会力量挤出市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寸土寸金,要达到这样的选址标准,实在是难上加难。能否把硬件条件再放宽一点?”范扬希望相关政策能更接地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高小玫认为,强调政府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满足多样化需求,就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对选址标准等硬件条件制定更合理的标准。

育幼机构盼政策支持

希望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相关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当前3岁前的托育服务有需求缺供给,即便有些早教等机构能提供短时间的托育服务,但质量往往难以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杨菊华认为,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是突出问题。

杨菊华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符合现阶段发展特征且灵活的托育服务准入机制、机构建设规范和运营管理标准,让进入该行业者在开办托育服务时有章可循。此外,还要出台托育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规范流程、托育服务人员准入条件、保育教育指南等系统性规范,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走上规范化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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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西宁市某早教中心内,一些学龄前儿童在家长陪护下接受早教训练。该早教中心针对0到5岁儿童开展育乐、音乐、艺术、生活技能、学校技能等训练。人民视觉

高小玫认为,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增加优质供给,不仅要补托育服务短板,更应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从制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谋划,这样财政支持等配套措施才能跟上。

鼓励社会力量投身婴幼儿照护服务需要更多政策扶持。“公共政策应平等对待各类托育机构,符合要求即可获得如场地、政策补贴等支持,让社会机构各展所长,营造健康的托育服务生态,加快发展民办公助、企业自办、社区托育、邻里帮托等不同类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高小玫说。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得知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都可以抵扣个税时特开心,但仔细一看发现,子女教育只覆盖3岁以上的孩子,并不适用我家1岁的宝宝。其实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的经济压力就很大。”辽宁沈阳市民吴雅静说。

为减少家庭育儿负担,高小玫建议,从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入手,逐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育幼服务体系,研究家庭育儿个税抵扣、隔代养育财政补贴等综合政策支持。

此外,农村育幼期待更多政策倾斜。我国农村有大量0—3岁的孩子,数量比城市还多,但他们的父母多离家打工,孩子得不到陪伴。

杨菊华说:“让所有婴幼儿都能接受良好的呵护是托育服务业的努力方向。应当形成政府、家庭、市场、社会多主体服务的体系,统筹多个服务主体协同发展,相关政策应适度向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倾斜。”